从直播间里的“卡壳”到赤松茸畅销全国——推普路上，我看见了家乡乡村振兴的“另一道坎”

这个暑假，我跟着“天边同响，我‘语’草原”服务队回到家乡阿荣旗，任务是推广普通话。出发前我以为这不过是教人把“四是四、十是十”念清楚，但八天走下来，我发现自己误打误撞走进了乡村振兴的另一个战场——一个关于“表达”的战场。

第一堂课，在阿荣旗第一中学的教室里。来听课的是高一和高二的学生，大部分是本地农村家庭的孩子。我先跟他们做了一次小调查——问大家将来想做什么。答案五花八门：有人说想考警校，有人说想学医，还有好几个说想做电商主播，帮家里卖木耳、卖蘑菇、卖榛子。

我一听来了精神：“你们知道做主播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吗？”孩子们七嘴八舌：长得好看、会整活儿、产品要好……我摇摇头：“第一步，是你得让屏幕对面的人，每一个字都听得清楚、听得明白。”然后我给他们做了个示范——用方言说了一句“俺家种的大豆可好了”，又用普通话说了一遍：“我们家种的大豆，颗粒饱满，营养丰富。”我问大家：“哪一句更有可能让全国各地的网友下单？”全班异口同声：“普通话！”

但接下来我让大家试着用普通话自我介绍，问题就暴露出来了——平翘舌不分、前后鼻音混淆、语调僵硬，好几个孩子脸红到了脖子根。一个男生小声说：“哥哥，我上课回答问题都不敢大声，怕同学笑话我发音。”这句话让我想起自己大一刚进校时的样子——第一次在课堂上发言，室友在底下偷偷笑我“东北味儿太冲了”。

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字：别怕犯错。“我练了整整一个月的‘风、分、冯、焚’，每天早上对着墙壁读，读到室友求我停下。但只要你们将来想走出去、想把家乡的好东西卖出去，这关必须过。”教室里安静了两秒，然后齐刷刷地点了点头。

几天后，我们去了音河林场的赤松茸种植基地。50余亩林下赤松茸试种成功，鲜菌总产量达150吨，产值突破了100万元。基地负责人老刘带着我们钻进大棚，蘑菇从松针下面钻出来，胖嘟嘟的特别可爱。老刘一边摘一边给我们介绍，但语速快、口音重，“菌”“俊”不分，我连蒙带猜也只能听懂六七成。

我想了想，把手机架起来，跟老刘说：“刘叔，您对着镜头重新讲一遍，我给您当“语言教练”。老刘乐了：“行！你指挥，我执行。”于是我俩一起磨——“家人们好，我是阿荣旗音河林场的种植户”“我们的赤松茸生长在大兴安岭脚下的天然林地里”“不加农药、不用化肥，每一颗都是大自然的馈赠”——一句一句地抠。老刘学得特别认真，一个“茸”字练了十几遍，最后终于读标准了，兴奋得直拍大腿：“妈呀，我孙子老说我说话像含着热茄子，原来真能改过来！”

回去的路上队友跟我感慨：“老刘种蘑菇是一把好手，但要是没人帮他练这个，他再好的蘑菇也说不明白。”我点点头，心里想着那些想当主播的高中生——如果他们能把老刘的蘑菇用标准普通话讲出去，100万、200万，未必只是梦。

在那吉镇，我们把推普课堂搬进了社区活动中心，来参加的有一半是返乡务工人员和自媒体从业者。我们这次不讲理论、不打分，只做一件事：场景模拟。一位叫张磊的年轻人引起了我的注意。他以前在南方打工，去年回了老家，在抖音上卖家里的榛子和松子。他把账号给我看，内容其实挺用心的——山林的实拍、采摘的过程、炒制榛子的画面，有烟火气。但评论区一条高赞留言是：“主播说话有点听不清，能不能配个字幕？”

张磊不好意思地挠头：“我确实不会说普通话，从小就这么说的。”我让他对着手机即兴录一段：“家人们，这是我们阿荣旗的野生榛子，皮薄仁大，炒着吃特别香。”录完自己听了一遍，脸红了：“这也太难听了。”

我们陪他磨了将近两个小时——把每一句拆成字词，标注声调，反复跟读。最后重新录了一遍：“家人们，这是我们阿荣旗的野生榛子，皮薄仁大，炒着吃特别香。”发音清晰度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。张磊把新视频发出去，第二天一早就给我们发微信：“播放量翻了三倍！有人留言说‘主播普通话说得真好，下单支持’！”

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，在乡村振兴的叙事里，我们总在说“修路、通网、上项目”，却很少有人关心一件事——路修好了、网通了、产品有了，但农民站在镜头前，能不能用全国人都听得懂的话，把自己的心血讲清楚？如果讲不清楚，那些好东西就只能在本地打转转，卖不出好价钱。

几天下来，我给这次推普行动总结了一组“高频词”：大豆、玉米、柞蚕丝、赤松茸、糯玉米、黑土地、高标准农田、水肥一体化、北斗导航、无人机植保——全是阿荣旗2025年农业答卷上的关键词。我们把这些词做成了一套“产业推普卡片”，正面是词语，背面是用拼音标注的标准读法和一段直播带货的示范话术。

在霍尔奇镇，一位种了三百亩玉米的大姐拿着卡片翻了很久，突然抬头问我：“‘水肥一体化’这个词我练会了，以后跟农机站的技术员沟通是不是就不费劲了？”我说：“不仅跟技术员不费劲，将来您要是自己去参加培训、去外地参观学习，一张嘴人家就知道您是懂行的。”大姐笑得合不拢嘴：“那敢情好！我今年刚入了合作社的股，以后开会也能说两句了。”

这句话让我特别感慨。阿荣旗这几年“三变”改革搞得风生水起——资源变资产、资金变股金、农民变股东，越来越多的农民变成了合作社的“股东”和“管理者”。身份变了，场合变了，说话的分量也变了。如果话说不清楚、说不标准，怎么在会上争取自己的利益？怎么跟外地的合作方谈判？语言能力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直接关系到农民的“钱袋子”。

八天走下来，我有一个越来越清晰的感受：乡村振兴走到今天，硬件的问题在慢慢解决——路通了、网快了、物流也跟上了，但“软件”还有一大块短板，就是人的表达能力。阿荣旗的粮食年产量31.78亿斤、固投总额全市第一、旅游收入将近10个亿，这些数据背后，需要一个又一个会说、敢说、说得好的阿荣旗人，把故事讲给外面听。

而我，一个大学生，能做的不多。就是在这个夏天，帮老刘练会了“赤松茸”三个字，帮张磊把榛子卖出去了三倍的播放量，帮玉米大姐学会了“水肥一体化”的标准读法。听起来都是小事，但乡村振兴不就是由这一件件小事垒起来的吗？

回北京那天，车驶出阿荣旗界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。大兴安岭的轮廓在暮色中绵延，那片土地上，有人种出了全国最好的赤松茸，有人养出了最壮实的肉牛，有人在直播间里用刚学会的普通话吆喝着家乡的榛子。我忽然觉得，推普这件事，其实也是在帮乡村振兴打通一道看不见的“出山路”——那道关隘叫“表达”，而过关的钥匙，就在每一个阿荣旗人的舌头上。

作者：王利琪